据《后汉书·郑玄传》：门人相与撰玄答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
这种方法既是我国行为法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为法学的一种原则区别，又是我们研究我国行为法学的一种基本的方法。5.行为法学不同于部门法学，它是横贯全部法学领域的，要研究各种法律行为，因此，可以把行为法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各种法制行为的共同规律性。
行为法学的基石是涉法行为。2.行为法学是行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以立法、司法等领域中人的行为规律和人与人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行为法学它是一种应用性质的学科，它的理论价值首先是在于在各种法环境中的应用，因此行为法学第三个层次问题，即它的实际应用问题，是检验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和目的性的一个标尺，也是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8.涉法行为法治控制目标与导向。行为法学的研究目的，如果就其一般意义来说，它与传统法学研究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强化社会法制和维护社会法律秩序，但就其具体的研究目的来说，在我国主要是借鉴行为科学关于探索人们行为规律的基本理论，探索社会的各种因素对人们心理影响所造成的涉法行为，探索如何通过对人们法心理和法行为的预测、导向、激励、控制来优化法律的调控机制，更好地发挥法律调整作用，实际的而不是形式的实现以法治国的根本目的。
如二次战后兴起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这一组横断科学的方法，它所提供的整体性、目的性、定量化和信息及其信息反馈等方法手段，对于研究人们的涉法行为也有一定的方法论的价值。仅从笔者所读到的文章中援引上述一些理论观点来看，对于行为法学是否是行为科学的分支学科的问题暂且不论，而对于行为法学研究对象的种种看法，笔者认为对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是非常有益的，但是笔者又认为对于同一问题，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表述，即在科学的界定上应该是统一、完整和周延的，之所以必须如此，因为它涉及到行为法学的整体范围，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为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即行为法学是介于行为科学和法学之间的，以研究人们涉法行为为对象，以加强法治为目的的一门新的边缘性学科。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
那么，刑何以就是律？以律作为基础的律法学，在中国古典法学的知识体系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形态？（一）律法学的基础是律律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说刑就是律？原来，刑之名早出。譬如，《管子·明法》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顾名思义，《唐律疏议》是研究解释唐律的成果。此四字者，实可总括江陵之法治思想。
按照沈家本的概括：自魏李悝著《法经》六篇，汉萧何、叔孙通、张汤、赵禹递相增益，马融、郑康成以海内巨儒，皆尝为之章句，岂非以律意精微，俗吏所不能通晓欤？据此，萧何、叔孙通、张汤、赵禹等人增补完善相关条款，为汉代的律做了较多的贡献。也不是由于‘法与‘律两字可以互训，或律为竹制之器，刑书也写在竹上，运用‘律字代替了‘法字。
五、结语上文分述的四个部分表明，中国古典法学的知识体系主要是由礼法学、律法学、经法学、政法学四种形态的法学知识组合而成的。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把这四种形态的法学知识汇聚起来，可以全面展示中国古典法学的知识体系。根据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实践运用，关键在于追求恰当，追求恰到好处。
这就是说，礼的本质重于礼的形式。至于经学，则是关于这些无上之法典的学说、学问。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论语·八佾》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此外，据《论语·季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按照朱熹的解释，政也可以被解释为正人之不正，因而，旨在正人之不正的各种措施，作为为治之具，也可以被归属于作为政的法。
但是，从东周开始，德政迅速转向力政，亦即德性政治转向实力政治，或者说，理想主义的政治转向现实主义的政治。相比之下，承载政法学的政治家旨在通过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循行，各慎其身。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据《国语·鲁语》，臧文仲告诉鲁僖公：夫卫君殆无罪矣。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一方面，荀子对礼有专门的论述，他的礼论认为：礼是先王创制的，目的在于治理混乱与穷困。
律本来是军法之名，由于军事的重要性，更由于刑罚主要出于军律上的规定，因而，军律中规定的刑罚就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管仲、商鞅、申不害等人，都是深受君主信赖的实际主政者。
他们希望通过礼这样的法，维护公共秩序。经法学主要是董仲舒等人创造的，他们是法律意识形态的建构者。
朱熹的《家礼》成于南宋，相较一百多年前的《书仪》已经大为简化，便于在民间或中低社会阶层中推行。简而言之，政法就是以政为法，或作为政的法。
在孙晓楼论述的基础上重提中国古典法学，并进一步描述中国古典法学的知识体系，缘由在于：一方面，是为了在西方的古典法学这面镜子的映照下，重新审视中国的古典法学及其多种形态。按照通行的说法，它们至少也是孔子整理而成的。因为军律重要，于是，律之名就取代了法之名，用以指称现代所说的刑法及其他惩罚性的法。显然，各种法制禁令都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法。
在这里，如果仿照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二元划分，那么，孔子之后的礼法学也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礼法基础理论与实用礼法学。尽管名称改了，但是，律的本质就是刑，刑的本质也就是律。
就诸子百家而言，商鞅既可以归于法家，也可以归于农家、兵家，还可以归于纵横家。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
这些作为政（亦即法制禁令）的法，不同于前文分别述及的礼法、律法、经法，我们不妨称之为政法。由于那个时代的礼就相当于今天的法，因而，孔子开创的礼学也可以称为礼法学。
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见，汤之政，乃是德政的生动体现。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这就是说，礼与刑作为法的两种形态，两者相互衔接。
据《晋书·刑法志》，针对汉代诸律，后人生意，各为章句。透过中国古典法学中的这些现实问题，可以看到，孙晓楼所说的中国古典法学，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学，且侧重于法家关于法的学说。
这种复合性、多面性、立体性的商鞅，其实就是一个主持国家政务、实现国家治理的政治家。由此看来，商鞅之政，可以被理解为当代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包含赖以实现国家治理的各种措施。
朱熹所讲的理或天理，就像阿奎那所讲的永恒法：法律不外乎是由那统治一个完整社会的‘君主所体现的实践理性的某项命令。自孔子开始，礼法学的创造者主要是历代儒家圣贤，至少也是儒家圣贤的追随者。
